上海图书馆藏有一本1932年11月初版的《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笔者最近有幸品读了这本珍品。 《浦江歌谣》土纸印刷,开本与现今小32开相仿,由上海正风文学院浦江籍文人洪亮编写,共收入有浓郁浦江、义乌、金华特色的歌谣80首。由设在上海霞飞路铭德里8号的女子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印制发行,史蜂女士为发行者,印数1000本。
无情的岁月,使《浦江歌谣》书页发黄。然而,稚朴简洁的封面设计,那书名、那星月、那啼唱的雄鸡、那仿佛在清晨行走的狼外婆身影,依然呈现出空旷、质朴又 浪漫的歌谣世界。笔者注意到封面右下处,有一个“张三瑜”的签名,可能这原本是一本私人藏书,几经周折,才成了上海图书馆的藏品。
洪亮编写的这本歌谣,并不是即兴之作,而是他对民间歌谣深入研究,悉心收集的结果。他在自序中引用了意大利作家韦大列(Vitale)的《北京歌谣》序文中的一句话:“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
洪亮认为欧洲各国对于歌谣的重视,是无可讳言的。而中国对此重视,是自民国七年,周作人先生等提倡,又从日本歌谣里选录40首日本俗歌到国内之后,国人才 渐渐注意到歌谣。洪亮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的新诗(白话诗),也就在这个时期渐渐地兴盛起来,这的确可以说是歌谣的功劳。”笔者认为,这样说未免有点偏 颇,但说有其“一部分功劳”,则比较恰当。
洪亮还认为,其实,“中国的歌谣,早已萌芽了,不过,一般人都是忽略了的。”洪亮列举了刘邦的《大风歌》,吴王夫差时代、《诗经》中不少名篇,他认定这些都是纯粹的民谣。
“歌谣是民众的真情流露”、“歌谣是民众的生活表现”,洪亮认为这是“真正明了歌谣意义”的关键所在。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收集、整理了这些在“祖母、 姑姑、工人和隔壁嫂嫂们”中流传的民谣,以反映家乡民众在“旧礼教和经济等压迫下”的“不平之鸣”、“劳动和收获的欢乐”、“爱情的情趣”。
当时居住上海的《飘》的译者,金华籍著名作家、翻译家傅东华和浦江籍大学教师张世禄分别从文学和语言音韵学角度为《浦江歌谣》作序。傅东华的序写得很坦 率,他认为“歌谣是口头传述的文学,一落书面,便已一半僵死了。”“金华(我的家乡)离开浦江不过百余里,但若叫两处人用地道方言来对话,便该找通译了。 少时曾和几个浦江的同学相处几时,略识一点‘阿对’(我们)‘格拉’(什么),所以现在这些歌谣,还是略略认识它的生命,但是其他不能了解的地方仍旧很 多,虽经编者详细注释,读起来终觉有点隔膜,不能充分领略其中的真味。那么对于浦江方言的知识更不如我们的人们,又怎能有赏鉴这些歌谣的资格呢?故由其一 义说,搜集歌谣这种工作可算是徒劳的。”
傅东华对洪亮这位老乡编写《浦江歌谣》的意义,并不仅仅从上述地域、方言的层面去看,他在序言第二段笔锋一转写道:“若从编者自己指出的第二项(歌谣是民 众的生活表现)的意义看时,我可发现这80首歌谣的来源和产生时代颇不一致,因而可以悟到浦江社会??实则一般社会方面一种可悲的变迁。”
傅东华认为,大凡歌谣的产生,总在安逸的农村里,“耕余月夜,树阴篱边,男女老少,暂打破家庭的圈子,组成共同娱乐的集团??这就是制作歌谣和传播歌谣惟 一适宜的背景”。由于战乱,由于动荡,这种安逸的农村生活已经过去了,不但浦江,恐怕在中国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傅东华用了“可悲的变迁”,其用意是一针见 血的,批判地观察了这种变迁,击中了时弊,也揭示了洪亮编写《浦江歌谣》的社会意义。
傅东华写道:“总之安逸的农村生活已经过去了”,这方面的“歌谣或将成为历史的残迹。那么洪君之努力搜集和保存这一点残迹,又不能不从历史的观点认为有功的了”!
的确,原汁原味地搜集、保存原汁原味的歌谣,决不仅仅是歌谣本身的价值,它是一种民族文化、地方文脉的觉醒与跳动,是永恒的韵味与激情。傅东华读着一首《浦江》,不由联想起在金华老家时,听到的类似歌谣,感到尤为亲切。
“一粒星,/独独停。/两粒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炒豆香,/好种秧。/秧无肥,/好种梨。/梨有核,/好种大栗。/大栗三层壳,/好种菱角。/菱角两点尖,/敲锣敲鼓落兰溪。”
笔者认为:这样的歌谣稚朴无华,却层层递进,通过披星戴月的劳作,通过豆、秧、梨、栗、菱角等作物、果实,抒发了农民的生活激情。尤其是最后一句,一个跳跃,将浦江与毗邻兰溪之水,愉悦地联接了起来,显得很有韵味。
《儿歌》一首也是这样流畅跳跃,朗朗上口,过目难忘:“天上星!斗!/地下猪!狗!/塘里菱!藕!/儿童爬!走!/妈妈房里茶!酒!/山里松蒲生成纠。”
笔者感到其中的《仙华山》一首很有特色:“浦江有块仙华山,/爬上爬下实在难。/爬到头尖如上天,/望得下面心荒荒(慌慌)。/男男女女真爱戏,/勿畏跌死真稀奇。/还有诗句满石写,/的确有点出名的。”
从这首歌谣以及歌谣后近200字的注解,可以看出,仙华山早已名扬四方,而且以险、峻、奇、美吸引着游客。当时上山下山需要手握扶栏上的石环,步步为营, 谨慎从事。尽管如此,那大自然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心慌慌、畏跌死,也要来上仙华山!这首歌谣将游客的这种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用“死而后生”的手段,直 露白描的手法,讴歌了仙华山之壮美及魅力,读后感到酣畅、痛快!
笔者还以为,歌谣中“心荒荒”的“荒”是“慌”之误,“真爱戏”的“戏”,应是“嬉”之误。同时,正如傅东华序中所说,入选的民谣,也有的“则始终无意义,全是游戏”。
笔者注意到了姚名达先生在1932年10月13日为洪亮这本《浦江歌谣》所写的跋。这篇不足400字的跋,写得十分简洁,其中“若一向有人注意保存,从事 民情的研究,我民族也许不致像现在一样的虚伪、浮夸、敷衍、怯弱”,几句警示性的评价,似乎是对洪亮从事编写出版歌谣意义认识的一种提升。70年过去,洪 亮的《浦江歌谣》和姚名达先生呼吁重视民情研究的点评,似乎仍有不菲的现实意义。
